外電試譯:中國維族領袖在全球找到舞台

原文出處:Leader of China’s Uighur Minority Builds a Stage Across the Globe
中國維族領袖在全球找到舞台

By ANDREW JACOBS

Published: October 20, 2009


北京訊--這樣的場面愈來愈熟悉,卡德爾.熱比婭,流亡維族領袖星期二在東京一步下飛機,馬上開始控訴中國政府祕密處決及非法拘留數百名維吾爾少數民族。

「我希望殺戮可以停止」她說,在她的灰色的編髮上別著獨特的方帽。她用維吾爾語說出的每句話,馬上被日本國際新聞媒體紀錄及傳送出去

中國外交部馬上予以反擊,譴責日本准予熱比婭人境簽證,主因是她說中國對於中國西北部新疆地區最大民族-維吾爾族的迫害。

對中國來說,她是一個恐怖份子和去年七月在新疆發生的維漢衝突背後那隻看不見的手。197人在暴動中死亡,大部分是漢人,並有1,600人受傷

「日本有些力量促使熱比婭去日本從事針對中國的分離主義活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在星期二例行性的記者會上說。「日本方面忽視中國堅定的反對立場,准予熱比婭入境,中國表示非常不滿意」

自去年的騷動後,卡德爾女士成了國際知名的維族人士,伊斯蘭教徒,說突厥語的少數民族,和中國多數漢族有著衝突的關係,她的所到之處—從德國到紐西蘭,她總能輕易地得到注意。

然而一年前,卡德爾和她所主張的議題—中國維族人民更高度的自治,極少被注意到。「直到今年,我想很多中國人無法認出熱比婭.卡德爾。」麥可.戴維斯說,他是香港中文大學研究中國與境內少數民族關係的教授。

卡德爾女士必須感謝中國,讓她的「惡名 」愈來愈遠播,只要她離開華盛頓—自從2005被中國監獄釋放出來後,所待的家。

八月份,中國官方在墨爾本國際影展邀請她去參加紀錄她人生的紀錄片播映後發動強烈的抵制活動。外交人員和中國人嘗試去說服主辦單位撤銷邀請並取消放映。上星期,她旋風式訪問紐西蘭幾天再飛到德國在法蘭克福書展演講,更激怒了中國這個主題國。

「歡迎一個處決人犯是家常便飯,人權時時不受尊重並受威脅的國家是不對的」她在那裡的演講說到。

大體而言,中國試圖說服世界熱比婭是個恐怖份子的努力是失敗的,為了強化他們的意圖,中國政府發布在一場在烏魯木齊不合法的維族學生運動發生時,她打電話警告她的兄弟不要上街的對話紀錄。

世界維吾爾人大會會長卡德爾女士不承認她和騷動有關,並說中國維安單位故意挑釁維族的暴動和漢人在之後的報復行為。

到目前為止,中國法庭已經對參與暴動的12個人處以死刑,她說還有人在沒受任何審判的情況被悄悄地處死。

中國的八百萬維族人長期以來渴望有個像達賴喇嘛那樣的人來帶領,雖然她沒有像達賴喇嘛那樣的聲望,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力和神聖的形象,但在未入獄前的卡德爾女士是個富有的生意人且她十分精通公共關係和有舌燦蓮花的口才。

而在中國,少有人質疑將卡德爾女士指為恐怖份子的官方說法,當發現她在國外所受到的正面注意他們感到困惑及受傷,中國外交大學策略及衝突管理中心所長Su Hao認為西方媒體刻意忽視卡德爾女士策劃暴動的證據,「西方用像熱比婭.卡德爾這樣的形象來抵制中國」

教導中國官方如何解決地方危機清華大學全球新聞所所長Dong Guanpeng說中國已經在對外訊息的發佈上有所進步,「我們已經在國內證明,她是全中國人民的敵人。」他說,他在重慶為地方官員開設訓練課程。「我們必須要找到一個讓這個事實更讓所有人接受的方法。」

--我是分隔線--

中國當局對熱比婭.卡德爾女士的立場,和馬政府的立場並無二致
當全世界都不買中國的帳時,只有馬政府把熱比婭.卡德爾女士當做敵人。

 

日久他鄉是故鄉


為了探望二伯和收成玉米,週末假期陪著家人回鄉下,二伯在兩個月前因車禍成了植物人,目前被安置在長期照護中心,等待奇蹟出現。


前幾個月,是家裡最難熬的一段時光,小舅因肝癌惡化,和在耕作返家途中被轎車撞到的二伯住進同一家醫院的加護病房,大姑也病重,父母兩邊奔波,誰知姊姊長期與姊夫關係不睦在姊夫經營的事業未見起色的情況下更浮上檯面,家裡的氣氛處在十足的低氣壓中,隨著小舅大姑相繼過世、二伯從加護病房轉入普通病房、姊姊也搬出那個家,最近似乎有了難得的平靜。


雲林麥寮,我父母生長的地方,卻是我全然陌生的地方,從小到大,回去的次數屈指可數,連麥寮到底是在雲林的東西南北邊,也是最近看地圖才真正搞清楚,父親十六歲就上台北尋求他的淘金夢,二十三歲回家娶了阿嬤說很乖的一個女生--我的母親,他們在婚後第二天就上台北,開始白手起家的奮鬥生涯。


父母親奮鬥的歷史說來坎坷,但幸運的是還能讓家庭過著溫飽的生活,一年只有過年時才能帶著小孩回老家去,探探年邁的外公外婆和帶我們看看老家。等到父母親到了退休的年紀,有一天突然聽到他們買了田,開始了假日農夫的生活。雖說是假日農夫的生活,但其實就像去當臨時工一樣,播種是鄰居幫的忙,平常是二伯幫忙巡田,施肥也是直接請工人,我們就直接坐享其成,反正種來自己吃的,也不用灑農藥,施不施肥也隨興,一切都靠老天幫忙。


父親靠著導航,來到自家的田,三分地的大小,三分之一種的是玉米,剩下種的全是花生,四排的玉米,大概只有不到一半的玉米熟到可以採收,爸媽和我三人合力,採了滿滿六大布袋的玉米回家。一採完玉米,一行人又風塵僕僕地趕回台北。父親回家的路上,碎碎唸說,這六袋玉米可真貴,應該要在台北附近找地來種才是。我說,能在自己的老家種田,那種感覺不一樣啊,只見父親臉色一黯說:「老家,都沒人了啊,你不知道嗎?」


父母親各有七個和六個兄弟姊妹,留在老家的只有大舅和二伯,其他全都出外去打拼了,家族裡大部分的人都在台中和台北定居下來,只有過年過節才有機會見到面,外公過世後,外婆也搬到台中和舅舅同住,家族間的感情漸漸淡泊,和我同輩的堂表兄弟姊妹,更是就算在台北街頭遇到也不一定能認得出來。


回鄉的路途中,看到頹圮的古厝,拋荒的田地,迎面吹來的強風,帶著一絲苦味,是近海的緣故吧?麥寮,一個不為人知的窮鄉僻壤,因著王永慶頓時成為台灣人盡皆知的村落,六輕的設立,帶給這塊貧瘠的土地什麼?聽說年輕人不用出外找工作了,只要去六輕做個盡責作業員就好,但是管理職是上面派下來的高級幹部,老人家還是種田,只是覺得不像以前那麼好收成,也沒辦法明白到底和六輕有沒有關係,六輕帶來的繁榮,似乎只是產業道路旁蓋起了很亮的便利商店,和道路上奔馳的大車--和農村完全不搭的景象。


晚上和家人享用著自己摘下來的玉米,香氣撲鼻,想起小時候回大厝時,外公在大灶旁煮玉米的身影,混合著炭火和稻草香氣的玉米吃起來特別甜,尤其是長得醜醜的紫白玉米是我的最愛,總能吃上好幾根。看著姪子姪女捧著玉米在啃時,突然想到兩代的玉米記憶竟是如此不同了,他們是完完全全的台北人,雲林之於他們也只是以後上學從課本學到的地理名詞而已吧。


日久他鄉是故鄉,原來台北才是我的故鄉。